对于这个结果，孙立恩虽然有些郁闷，但还不至于不服气。几位专家都是行业内的顶尖高手，他们的经验和治疗思路都是孙立恩这样的年轻医生学习的典范。
高风险的医疗手段不是不能用，但前提是患者在高风险医疗的状态下，总体收益大于风险。吕丽萍的情况虽然危险且紧急，可栓塞肝脏静脉以阻止富含钾离子的血液回流仍然风险过大。
回到ICU之后，孙立恩拿到了袁平安紧急带人去做的CT结果，确实和状态栏的提示一样，患者的肝右前叶有比较大面积的低CT值区域，提示有组织坏死。
血液透析持续进行，而对吕丽萍的治疗方案则被调整为支持治疗和对症治疗为主。大家只能继续一起苦熬着，看看能不能帮吕丽萍熬过这一关。
医生们已经把能做的都做了，后面能不能撑下去，就只能看吕丽萍自己的能力了。
另一方面，针对张敏的治疗方案也被重新提上了日程。虽然医生们都还在就磷酸羟氯喹和白芍总苷之间究竟是哪个药物起到了作用而争论不休，但现在对于张敏而言，最重要的还是扭转感染局面，在新型冠状病毒完全摧毁她的肺部之前，阻止病毒的感染。
这种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现在的抗病毒药物中，确定有效的一个都没有。昨天刚刚发出的第五版试行方案中，国家卫健委推荐可以试用包括α-干扰素雾化吸入、洛匹那韦利托那韦、或者加用利巴韦林进行治疗。
α-干扰素雾化吸入是应对呼吸道病毒性感染的常规治疗方案。干扰素（IFN）作为一种具有广谱抗病毒、抗增殖和免疫调节活性的多功能细胞因子加速，主要分为α、β和γ三种。而指南中提到的α-干扰素雾化吸入则指的是将注射用α-干扰素作为雾化吸入剂直接使用。这种治疗方案主要应对于病毒引起的各类型肺炎，尤其对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疱疹性咽峡炎、急性毛细支气管炎和病毒性肺炎、手足口病有比较好的效果。
α-干扰素本身对病毒并没有直接的作用效果，它主要是通过诱导细胞产生抗病毒蛋白因子，从而产生的抗病毒作用。换言之，干扰素能够促使人体尽快做好针对病毒入侵和感染的准备，但它并不能直接杀灭或者抑制病毒繁殖。
洛匹那韦利托那韦是一种类似“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的药物。它由洛匹那韦和利托那韦两种药物组成，两种药物互相作用，能够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而它的主要作用机制，是通过阻断Gag-PoI聚蛋白的分裂、让细胞内的病毒提前释放，成为“未成熟的、无感染力的病毒颗粒”。这一特性让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对逆转录病毒有了对抗作用。
而联合使用利巴韦林则更像是一种尝试——在针对逆转录病毒的基础上合用广谱抗病毒药物。洛匹那韦利托那韦本身是针对逆转录病毒和慢病毒的药物，虽然从机制上来推测，它可能对同为RNA病毒属的新型冠状病毒也有一定作用，但这个作用……它也就只是“可能”有而已。
人类对新型冠状病毒仍然知之甚少，而这个状态很有可能还会持续数年乃至数十年之久。光靠“可能有效”就推荐使用，也能从侧面证明，我们对切实有效的抗病毒手段的需求。
而在张敏的个案上，使用洛匹那韦利托那韦的方案可能比较合适。这种药物针对的就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患者，对于免疫能力低下的张敏来说算的上是恰到好处。唯一需要孙立恩琢磨的是，这种方案究竟有没有用。
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在人的肝脏内代谢，因此严禁用于肝功能严重不全的患者。而有重症肝炎的吕丽萍就没有机会使用这个治疗方案。
这也是孙立恩现在比较头疼的地方。他现在手上还有一袋康复者血浆没有使用，而这袋血浆……目前来看只能支持一名患者使用。
是给病毒扩散慢的出奇，可能提示她使用的某种药物有病毒抑制效果的张敏用；还是给有重症肝炎，血钾增高到几乎按不下来的吕丽萍用？
这样的二选一对医生来简直就是地狱一般的噩梦。要知道，康复者血浆还不见得一定能够生效。要在这种环境下，还得冒着“决定谁能活下来而谁不能”的巨大道德考验，在两名患者之间选一个人用康复者血浆……太难受了。
如果从患者病情程度分析，接受康复者血浆治疗的毫无疑问应该是吕丽萍——张敏还能下地走路呢。虽然吕丽萍的高龄以及重症肝炎都严重制约着她的预后情况，但仅就病情程度而言，她确实非常需要这份康复者血浆。
也许在抑制了病毒增殖之后，吕丽萍的血氧情况可以得到迅速改善，而她的肝脏也能趁机康复。
可如果从预后角度来看，给张敏使用康复者血浆才是最合适的选择。她基本没有什么其它问题，只需要控制住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就可以逐渐等待情况好转甚至出院。但从“费效比”出发，张敏应该是最适合使用康复者血浆进行治疗的患者。
这个问题不光难住了孙立恩，同时也难住了整个医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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