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朴重重的点了下头,深以为然的说道:“是啊,再穷不能穷教育,我们决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就在众人窃窃私语之时,刘晓忠司长继续说道:“语言在日本新宪法中,体现了最为民主的一面。和平宪法规定日本今后的法律法规、公务、教材都必须用口语体书写,这一变化具有极大的实践和象征意义,它表明法律和其他公务,不再仅仅属于特权阶层掌握的领域。毕竟日本之前的宪法以及其他法律文书,都是以文言文书就,那种古旧晦涩的文体,一般民众是很难理解的。
新宪法的采用,迫使最高统帅部与日本政府都慌忙行动了起来。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亲族法、皇室典范、全部被迫进行实质性修改,并以口语体重新起草。
同时,日本临时政府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宣传教育运动。新宪法生效的当天,政府就发行了两千万册《新的宪法,光明生活》的小册子。这一惊人的发行量,是为了确保每个日本家庭都有一册。”
这又给亚元区的国家和地区,发出了一个普法的挑战。琉台南韩四地的政府官员们,顿时皱起了眉头,一边记录着,一边考虑应对之策。
“日方在翻译盟军最高统帅部制定的宪法草案时,玩了一个将滞日外国人排除在受保护之列的文字游戏。日方使用关键词“国民”来翻译对应宪法草案的“theee”(人民),这不仅意味着日本政府要削弱人民主权的含义,而且还要将国家保障的权利局限于日本国民。”
刘晓忠司长走到政府首脑席前,异常严肃的说道:“当美国人试图肯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明确规定反对基于人种的歧视时,佐藤及其同僚却通过玩弄语言游戏抹去了这些保障。将给日本政府成功否认包括华人,尤其是朝鲜人在内的六十多万在日外国人的平等公民权,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
“这种露骨的种族主义性质修正条款,在日本国会的审议中以“用语上的修正”为名加以强化。如果我们不拿出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那六十多万日本华人、韩国人的权利将无法得到保障。”
这个情况让所有人都大吃了一惊,要知道这可涉及到几十万在日侨民的利益。让那些侨民留在日本,不但能减轻国内的压力,而且还能或多或少拖拖日本发展的后腿。而日本方面耍的这个花招,无疑是逼那些侨民卷铺盖走人。
根据大会组委会的规定,今天的会议只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则留在今后三天里讨论。对此最为担忧的崔用德总统,不得不强压着心中的怒火,脸色铁青地静听刘晓忠接下来的发言。
刘晓忠司长走到各学科专家教授席前,继续说道:“为了给国际社会一个交代,也为了让日本尽快融入国际社会,日本临时政府抛出了‘一亿总忏悔’,以此表达他们愿意承担战争责任。
而事实上我们可以把他们的‘总忏悔’,比喻成乌贼遭遇紧急情况拼命逃生时喷出的黑色烟雾。尽管一些团体和个人认真对待个人的责任,并进行严厉是自我批评,但这只是极少数。官方版的‘总忏悔’早就烟消云散,很少有人真的相信,一般国民与军部和官僚负有同等责任。
一些人激愤的呼喊:‘这场战争在我们一无所知时开始,又在我们相信即将胜利时败北,那些背信和欺骗国民的人才有忏悔的必要。’一亿人中的另一位则声称:‘如果一亿总忏悔意味着战争当局企图向国民分配责任的话,那就太卑怯了’。
刘晓忠司长长叹了一口气后,凝重的继续说道:“战败之后,如何告慰亡灵?在大多数日本人去理解和接受战争责任、罪行、忏悔和赎罪时,是一个回避不了问题。而非胜利者将从道德和法律方面如何处置他们,进而占据他们的内心。
我们关注的是日本对我们国家和民族犯下的罪行,而日本人却是被对自己死去同胞的悲愤和内疚所压倒。
有这种想法是自然的,不是因为文化的差异,而是战败之后,世界变了。当我们质问谁该为日本的侵略和暴行负责时,绝大数日本人却在思考,谁应该为战败负责?
刘晓忠司长的这番话,无疑指出了日本国民对侵略战争的认识。很显然日本人的态度无法让大家满意,他们竟然不对刚结束的那场战争进行反思,反而在找日本战败的原因。
不等众人提出疑问,刘晓忠司长继续介绍道:“首先,他们把战败归罪于军部的无能,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了东条英机为首的将军们身上。这一点从两年前东条被宣布逮捕时的自杀未遂中就能看出,日本人普遍认为东条英机应当毫不迟疑的自杀,毕竟1942年东条上任陆军大臣时,他曾颁本了有名的《战阵训》,训谕军人“不可生受囚虏之辱”。
东条英机在被捕前夕,收到了无数封敦促他自杀的信件,据说还有人给他送了一口棺材。可是他鼓起勇气赴死时,却选择了懦弱的方式,使用子弹而不是武士刀自裁。包括他没有死成这一点,都超出了悲伤的爱国者们忍耐的限度,进而坐实了军部无能,导致战败的普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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