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紫英从乔应甲府上出来，已经夜色深沉了。
乔应甲留了饭。
冯紫英也不会客气。
和齐永泰的清淡简单饮食不同，乔应甲家里是讲求食不厌精的，尤其是晚膳格外精致细腻，品味不凡。
根据冯紫英的观察，乔应甲虽然不是那种迂腐之士，但是还是比较讲求风骨的。
山西士人，家中多少都有些营生，乔应甲对饮食很讲究，但是其他却不太在意，像他的府邸情况一般，老旧大宅，妻妾也不多，一妻两妾，比较标准的士人规范，这一点上和齐永泰一样，堪称典范。
这段时间都察院和刑部大出风头，甚至早已经盖过了当初的通仓案。
京仓案的污浊程度有甚于通仓案，而且还更不讲究，上下四任京仓大使和副使，真的是一抓一个准儿。
在刑部那些老吏极富技巧的盘查拷打下，迅速就崩溃了，而且还因为通仓案的震动他们先行就统一了口径，崩溃得更加迅速。
他们显然低估了人性之恶，被刑部和都察院一拿下，争先恐后的交待他人问题，甚至把先前的串供情况如数家珍和盘托出，以求自保，其结果就是竹筒倒豆子，吐了个一干二净。
短短三天，京仓案抓获的案犯就超过了通仓案，这也是都察院和刑部想要的结果，就要在风头上压倒顺天府衙主导的通仓案。
《今日新闻》和《内参》上都专门出了专刊介绍京通二仓的大案侦破情况，虽然其中免不了主观臆测，捕风捉影，添油加醋，不过这本来就是新闻报刊的特色，所以这也成了这一两个月里京师城内外百姓茶余饭后最脍炙人口的谈资。
皇上英明，朝廷有力，这都成了《今日新闻》对此案刊载的最常用词汇了，无外乎就是要显示朝廷法度不容侵犯，伸手必被捉，总而言之，皆大欢喜。
皆大欢喜的最大受益方还是朝廷，既整肃了法纪，又大有收获。
尤其是在户部国库因为兵部淮阳镇的组建进入实质性的筹备阶段，所需花费巨大而捉襟见肘的时候，突然京通两仓案的爆发，迎来了巨大的收益。
经过在朝堂上几番争论，最终定下了尽快收回两案收缴的钱银，补充国库不足之需。
要求在六月底之前就要收回第一批一百万两赃款，其中顺天府衙这边要上缴六十万两，都察院与刑部这边要上缴四十万两，到九月底之前，收回第二批赃款，也是一百万两，顺天府衙和都察院、刑部这边各五十万两，其余赃款经过发卖之后在年底之前上缴完毕。
由于这些需要上交的赃款很多都是以财物、屋宅、铺子、田地的方式存在，所以这其中还需要花大量精力来进行发卖，将这些东西变现，所以在冯紫英的建议下，都察院、户部和顺天府也组成了一个发卖委员会，由乔应甲、王永光和冯紫英三人来负责组织发卖这些查扣的货物。
冯紫英此番去乔应甲府上，也就是和乔应甲商量如何来办好这桩事儿。
乔应甲也不喜欢这等近似于商人风格的俗务，而户部那边只求尽快把这一百万两银子入库，催得很急，至于如何具体来操作此事，基本上就全权交由了顺天府这边来处置，当然乔应甲也专门叮嘱了冯紫英，此事既要做到尽快办好，但是也不能授人以柄，一定要做的精细稳妥。
冯紫英之前也就猜测到了这帮人会把这事儿丢给自己，不出所料，还真的是全部甩给了自己，而且时间还催得很急，九月份之前就要发卖出二百万两银子来上缴。
就目前计算下来，金银折合下来大概只有八十多万两，绝大部分都是以各种珠玉首饰、毛皮、珍贵药材、铺子、田庄、宅院的方式来存在，其中宅院的数量就多达近百处，以京师城为主，但是像扬州、金陵、苏州、杭州、宁波这些地方的也为数不少，还有田庄这些，也是南北都有，尤其是以江南为主，这些都需要花费大量精力来清点盘算，然后才说得上发卖。
好在这个时代这些事情没有后世那么精细专业，尤其是官府操作，那更是粗暴直接，找几个行内人士大概估个价，而且为了尽快卖出，大多都是底价偏低，力求早日卖出，也不会有太多斤斤计较。
进入这个世界七八年了，冯紫英越来越深刻的领会到大周朝的官员要说理论水平都不差，但是在实际操作执行上却都有着不小的差距。
换句话说，也就是眼高手低者不少。
或者是因为不屑于去做那些很多都是由吏员来执行操作的事务，或者是本身就欠缺这方面的经验，还有的就是本来就不喜欢做这类事情，更愿意畅谈品德研习经义，这就造就了朝廷政务推进的低效率和拖延推诿情形突出。
虽然不是说所有官员都是如此，但是冯紫英接触到的官员中不少都有这种倾向，甚至齐永泰和乔应甲都是如此。
说实话，冯紫英在顺天府衙里边一样有这样的感受，傅试算是不错的了，但用起来仍然生涩，很多事务上还需要吏员们的提醒，而冯紫英也在想，如果离开了这些吏员作为拐杖，这些官员们还能不能做事？
相比之下，像司徒南、李文正以及准备接替李文正担任刑房司吏的李建兴这些吏目却都是在各个行道上浸淫多年，对于这些事务烂熟于胸，做起来也是游刃有余，唯一需要担心的就是他们的节操，也就是职业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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