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继廉与卢象升往来极少，只有卢象升会在三节时给同年冰炭敬的时候才会接触，平时不仅未曾见面，连书信也少有。
一科同年几百人，不可能面面俱到，两人现在还以年兄互相称呼，不以字号，就是因为关系尚且十分疏远。
“此来打扰也是有公事。”王继廉道：“得旨，阳和兵备赴任练兵着拨付钱粮。”
卢象升道：“刚下的谕旨？”
“是的，”王继廉道：“内阁和司礼都是奉上谕，年兄，看来你很得圣眷啊。”
卢象升颇受感动，但他尽量压抑住自己的感情，相对冷静的道：“天子用心如日月皎然，吾辈只能以死相报了。未知户部能拨付多少钱粮给付，需知弟往阳和，最少也想练营兵两千至三千人。以每人一两月饷需月饷银两千至三千两有奇，再有盐菜银需每月二百两，其余开销每月亦要百两，尚有买马，购军械的使费，粮食，豆料，草束，每月亦要千两。终算一下，最少每月需得四千至五千两，年需用银五万两方可足数。”
卢象升原本想练兵万人，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计划。和在北直隶几个府，也就是河北诸府练兵的情形不同，那是为了剿灭农民军而募集兵马，各地都有这样的事发生，但在大同则完全不同，大同尚有额兵五六万人，战马也有两万匹以上，朝廷一年要花几十万钱粮养着这些兵，一个兵备道上任就要加练万人以上的兵额显然不太可能。
练一营兵，两到三千人，还需挑选原本的镇兵和镇将，当然也要选那些不得志的，受排挤的，需要用心约束操练，这便是卢象升的打算。
“难，难，实在是难！”王继廉大皱其眉，摇头道：“年兄有所不知，今年已经要入秋了，尚有不少军镇拖着春天的饷银。粮食到是一直给，不然军士老饿着肚子要造反的。就算如此，各镇兵也有不少陆续逃亡者，实在是太过于困苦了。然而，陕甘晋诸省多有受灾的地方，不做军伍也很难维生，所以虽然拖欠军饷，尚没有大股军士逃亡之事。而这种情形再接下去，恐怕就真的会出大事。”
“我亦知道很难。”卢象升起身拜揖道：“从要设法替弟周全一二。”
“我们户部粮食可以拨给，银两实在是难，最多给兄五千两。”
“十分之一？”卢象升道：“这也太少了，连架子也立不起来。”
“这个我们也知道。”王继廉道：“年兄可知道，去年山西报水灾，受灾的人达十万人之巨，我们拨付了多少赈济银子？”
“此事倒是还真不知道。”
“三千。”王继廉瞪眼道：“十余万人受灾，给了一万多石粮食，银两只有三千！”
“这怎么能够？”
“当然是不够。”王继廉道：“地方官府想想办法，再督促大户开些粥场，不要叫百姓闹事，也只能做到如此地步。”
卢象升目露悲色，亿万生民的庞大帝国，居然财赋不支到了如此地步，换言之，转眼看看和记，差距实在是太到叫人羞愧的地步。
“辽饷只加了每亩二斤粮。”王继廉道：“我兄到了地方之后，不妨多上些奏疏，试试看朝廷会不会再加饷。”
“绝不能再加。”卢象升道：“加饷是按亩而非按丁，原本的想法是亩产多者多报效国家一些。亩产少的就少报效。除了能缓解国用不足，还能稍抑兼并。现在看来，都是想的太过于简单了一些。田主多半是地方官绅豪强，朝廷按亩所收加饷都又被他们摊到百姓的田亩上去了，说是一亩止增收两斤，其实二十斤都可能不止。地方的胥吏，衙役帮闲，豪绅，都会趁机聚敛，借着黄榜来加收白榜，朝廷所得有限，而百姓却越发困苦了。”
卢象升看着王继廉，十分诚恳的道：“我兄久在京师，不知道地方的这些鬼蜮伎俩。弟在大名府，曾经狠手治过一些胥吏衙差，也打压过一些豪绅田主，可是收效甚微。一般地方豪绅都有功名在身，同年间声气相连，弟也不能过份压迫。各地的情形不一，南方的收成高一些，百姓还承受得住，若北方情形，再加征练饷，弟实在难以想象情形会如何。”
王继廉诺诺连声，也并不坚持自己的见解，事实上来此之前卢象升的态度就是预料之中，只是略作试探而已。
对加征辽饷，很多官员当然乐见其成。
并不是每个当官的都心怀家国，事实上加征银两不仅是地方上有便宜可占，中枢也一样可以大动手脚。
只要有利可图，当然就是好官我自为之，王朝倾覆，大厦将倾，那都去他娘的。
到崇祯年间，皇帝被忽悠瘸了，另外农民军大起，也确实需要多练兵马，结果又加征练饷和剿饷，有识之士无不反对，崇祯都严加斥责，认为是不做事还捣乱。
事实上加征的银子屁用不顶，朝廷用度还是继续不足，而加征的地方无不民不聊生，造反的人反而更多了。
以练兵名义的练饷，根本没练出一支可用的兵马，天启年间还能对各镇控制极严，到崇祯年间就法纪崩坏，各处军阀纷纷出现。
到崇祯十二年再加剿饷，更是加速了崩坏的过程，明清易代之后，事实上三饷继续征，而清就能维持统治，主要就是在战乱中重新洗牌，原本的明朝官吏士绅生员被清洗了一遍，赋税直入清廷中枢，而不是被地方势力给加倍捞取或瓜分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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