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顾莫杰对周红衣的认知，一般来说，每当初音网络科技拿出了什么新的招数的时候，无论是技术上的创新，还是运营策划方面的创新；周红衣都会先消停半个月左右，然后突然拿出一个应对方略来。
如果初音网络科技这边，前一步的棋子下的是技术棋，那么这个进度还有可能拖慢一些，毕竟技术存在一个山寨上的难度，不是想仿就能马上仿出来的。如果是运营策略上的创新，半个月绝对够山寨了。
顾莫杰二月下旬的时候公布的初音影音平台、三月初就紧跟着祭出了“开源利益分享计划”，进一步扭转初音全平台帐号的注册进度。
所以，按照顾莫杰对周红衣惯性的了解，到了三月中旬将尽的时候，周红衣指不定在哪儿憋坏水呢。
为了对付周红衣可能的反击，顾莫杰还预先和手下的策划人员们一起，制作了几套应急方案。
可惜，这一次周红衣似乎爽约了。骑虎公司一直很安静，就这么眼睁睁看着初音网络利用这段窗口期大肆扩张，却没有任何应对措施。连周红衣都很久没有露面了。
顾莫杰百思不得其解，直到下旬的时候，他从王凯文那里得到了一些消息。
按照王凯文的说法，他四五天前就申请了一次再见付同学的机会，却被警方以有些新证据需要排查、有些手续需要核对为由，拖延了。
刑诉法规定，刑事律师可以随时见自己的委托人。哪怕委托人是在押的嫌疑犯，羁押机关对于会见请求的审批也不得超过48小时。
不过国朝么，总有些弹性和例外，有些地方首先会把48小时解读为两个工作日，从而刨除掉周末。再加上一些零零碎碎的程序拖延、说你第一次申请的时候材料缺个啥，让你回去补好后重新走流程，所以实际上拖一周也是做得到的。
律师们因为需要长久把这碗饭吃下去，哪怕会见被拖了一周，一般也就忍了。
王凯文重新见到付同学的时候，付同学看上去已经没有任何外伤了。而且王凯文和付同学聊天的时候，全程都被监听了。
后世《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明确规定：“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
但是，这条法条是2012年修正案上才有的。如今是2005年，所以这一条并不存在。国内的侦查羁押机构监听刑事律师的会谈，是堂而皇之司空见惯的事情。哪怕后世这一法条实打实实施之后，都有一些偏远地区官本位严重的侦查机关打擦边球：
法律不是只说了不许“监听”么？监听应该是特指秘密窃听、录音吧？不包括派干警堂而皇之坐在那儿旁听吧？这般闹腾了一年多，直到最高法和最高检联合出了解释，明确了“监听”包括“公然旁听”，并加了一条“办案机关不得派员在场”后，这股风头才刹住。
（其实也没彻底刹住，因为侦查机关属于“办案机关”，而看守所不属于“办案机关”，所以某些地区的看守所人员直到2015年，都还以“保障安全”为借口，出现在刑律会见现场，后来又为这个事儿专门出了一个五部委《规定》。总之这是一个持续多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博弈。）
尽管有着诸多限制、重重困难，付同学好歹把一些话隐晦地告诉了王凯文。
王凯文出来之后再配合别的资源调查了一番、包括对看守所里部分亲顾派的买通眼线下了点本钱，很快摸清了周老板插手这事儿的一些表现。
……
几经辗转，费莉萝把查到的情况原原本本转述给了顾莫杰，询问顾莫杰下一步的打算。
“唉，老周这是自己作死呐。他这人是不是生意做久了，脑子被功利主义糊住了？还真以为世上人人都能买通、人人都怕死的呢？要是换了我，看到亡命之徒，肯定君子不立危墙之下的啊。”
顾莫杰感叹了一句，心中颇有一些沧桑感。
如果世上的事情，都是你占理了，就可以无所畏惧的话，那还要保安公司干什么？
保安公司之所以会存在，不就是因为有些人知道自己的命值钱，万一有些不占理的人就是宁可自己不活了、也要和你兑命的时候，可以不被他们逮住强兑的机会么？
如果没有这种需求的话，世界上就不会有保安公司了；只会有富人被杀之后等着别人杀人偿命。
顾莫杰这辈子不敢做的事情不多，不过撩拨亡命徒这种事情，他是真不敢，不值。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费莉萝见顾莫杰感慨，在一旁开脱了一句：“估计周红衣一开始也不敢，是被我们逼急了，想来招狠的，釜底抽薪解决问题。何况我们资助了付同学那么多钱，以周红衣的脾气，肯定会怀疑这里面有幕后交易。”
顾莫杰一听，果然是这个道理，苦笑道：“是啊，法官判案子的时候，都会说‘不是你碰倒的，你为什么要扶她起来’这种判词。老周会这么想，倒是人之常情了。”
费莉萝一愣：“什么？有这么一个案子么？法官会出这么奇葩的判词？我也是学法的好不，怎么没听说过这种案例？”
“没有么？那可能是我记错了吧。模模糊糊的，应该是记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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