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节逛了灯市看过花灯，转眼就到开衙的时间。
除非是坚持日日早起的，上衙第一天基本都痛苦万分，要从热乎乎的被窝里爬出来，要顶风冒寒地去上衙点卯，而第一天基本也没什么事，聊聊天扯扯淡，打打酱油适应环境。这叫节后综合症，起码得五六天以后才能适应过来，甚至毫不客气地说，很多部门刚开始的几天都是这个状态。
不过今年大家一改疲软态度，一个个精神抖擞起来，就好像放假在家打鸡血一样，连翰林院的几个老人家都紧张兮兮的。
林重阳自然知道为什么，因为今年年初是京察时间。
京察是本朝考核京官的一种考察制度，原本是九年一察的，到绍庆八年时候，正式规定为六年举行一次，一般逢巳亥年春节后二月到三月举行。堂审之前半年吏部和都察院就着手准备，等新年一过，正月二十一上衙之后，吏部堂官就开始上书请旨请皇帝确定京察确切日期。
为了稳定人心，维持政府正常运作，一般来说内阁和吏部堂官们都会督促皇帝尽快定下京察日期。
皇帝一般都会定在二月底或者三月初。
今年三月十六，是皇太子大婚之日，京察之日必不会拖延，果然杨琦等上书之后，皇帝批复京察堂审之日定于二月二十三日。
京察分为堂审和自陈，堂审主要是五品及以下官员的审核，四品及以上官员则是自陈。
堂审日定于二月二十三，所以正月二十二日吏部尚书、都察院都御史等主察官员便开始自陈乞休，即请求致仕告老还乡。
尤其是杨琦，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衔、文渊阁大学士，位高权重，年前十一月开始就有很多言官弹劾吏部尚书入内阁的杨琦不适合主持京察大计，容易徇私舞弊等等，所以杨琦在主持了准备工作以后，就主动自陈乞休。
“臣识鉴闇劣，性行疏陋，既不能明察乎庶物，安足以驳平乎人伦……伏望皇上重兹大政，察臣不职，将臣先行罢黜，别选名贤以司其事。庶考察得人，而群工去留亦各得其当矣。”
当然乞休只是一种形式，没人会真心想要致仕，皇帝也不会因此批准，只是官场上的一种形式游戏，看似无用功，不做却不行。
因为这样可以避免一些不称职的官员妄想用弹劾掌察官员而逃避自己被察。
不过这一次杨琦却似乎铁了心一样非要辞去吏部尚书之职，他以吏部尚书位高权重不便入阁为由，自请去职，否则惶恐不安，内阁政务都不能行事妥当。
后来皇帝批复杨琦依然领吏部尚书衔，但是吏部实务却由左侍郎袁向道负责，从此开启了礼部尚书不入阁的不成文规定。而这一次京察大计便也由袁向道与都察院左都御史共同主持，吏部右侍郎和都察院副都御史协助。
袁向道虽然只是吏部左侍郎，但他性情孤洁，向来不肯拉帮结派，本身为人耿直清廉，所以由他主持京察大计，兢兢业业者反而心安，浑水摸鱼者却怨声载道，只因求告无门，有礼都没处送。
林重阳几人觉得京察应该跟他们没多大关系，毕竟去年刚进翰林院，第二年就赶上六年一次的京察大计，基本也就是走个过场，结果还是维持原样，不会破格提升也不会打压的。
所以他们一切如常就好。
不过他看得出谭赟、张学士、李源等人非常着急，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就一直忙于跑关系。虽然他们做得隐秘，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林重阳自然也能知道。
京察前半年是跑关系、使绊子的时间，言官们会弹劾不称职的官员，弹劾奏章会作为京察依据，而弹劾最晚日期截止于十一月三十，过期不算，以免有人会临近京察烂告，同时也避免弹劾日期过长人数过多，导致最后科道官拾遗人数不足。
但是也有人会借机投递匿名揭帖诬告本衙门有竞争力的同僚，这样就可以将别人踩下去自己升上去。
这都是他从沈之仪那里听来的八卦消息。
除了弹劾的奏章，京察的另外一项依据就是吏部发下来的访单以及本部堂官对下属的考评。
去年冬天的时候，吏部给科道言官们下发访单，以其风闻奏事的权力来填写访单上人员的访评。不知道为什么林重阳也领到一张，填写的就是翰林院几位学士的。
翰林院除了李固因为有吏部右侍郎职务可以自陈，其他翰林官都需要经过京察，自然也在被填写之列。
哪怕他和谭赟有过节，访单他也没有说不好的话，全是很中肯地评价谭赟的能力。
实话说，谭赟工作有能力，亦博学有文，做提学的时候政绩突出，所以林重阳根本就没想过要背后使坏，他也不屑于如此。
不过显然有人误会了，否则也不会一个劲地给他白眼--从这点看谭学士心胸还是不够开阔，林重阳倒是不怕他的，反而尽量避免冲突。
所以二十一上衙以后他照旧领着原班子进行《仁宗实录》的收尾工作。其实假期的时候他已经领着冯顺等人基本编完，如今要完成装订，还有备份。
他虽然没有明说，却也想在京察的时候给李固以及自己等人增加一些筹码，尤其是陆延和赵文藻等庶吉士，编纂先帝实录工作做的好，在皇帝那里也会挂上名号的，这也是一大政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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